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節點，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隨著內外發展環境深刻復雜變化，增長、轉型、改革的高度融合是我國的突出特點。這就要求我們要立足“十三五”這個中期，有效化解短期經濟矛盾，進而形成長期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新格局。

總的來看，“十三五”推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關鍵在于加快服務業主導的轉型改革，盡快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新格局。在“十三五”規劃中，要明確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目標，并推進相應的轉型與改革。

一、中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的歷史大趨勢

從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看，隨著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服務業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逐步取代附加值相對較低的傳統工業，不僅是一個經濟體由工業化中后期走向工業化后期的客觀趨勢，也是一個經濟體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必由之路。2015-2020年是我國從工業化中后期走向工業化后期的關鍵時期。在未來五年，我國能否牢牢把握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從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既關系到短期的經濟增長，也將對中長期的公平可持續的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

1工業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

對13億人的大國來說，實現“中國智造”，是工業轉型升級的一個總目標。在新的發展階段，如果我國仍是世界工廠，還是以一般性的制造加工為主，即使經濟總量做大了，也僅僅是一個經濟大國，而不是經濟強國。這就要求在“十三五”抓住轉型升級的歷史窗口，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推動工業的轉型升級。

從現實情況看，我國在“十三五”期間推進工業轉型升級的突出矛盾是現代服務業占比低，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的比重太低。這是制約工業轉型升級的關鍵因素。發達國家有兩個70%值得關注：一是服務業占比在70%左右;二是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達到70%左右。相比之下，2014年，我國服務業占比只有48.2%，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的比重就更低。為此，“十三五”實現工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是加快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通過工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推動制造業的全球化、信息化、服務化進程。

2城鎮化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從規模城鎮化走向人口城鎮化

城鎮化仍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一方面，我國正處在由工業化中后期走向工業化后期“爬坡過坎”的關口，“十三五”末期名義城鎮化率至少要達到60%以上。但2014年名義城鎮化率僅有54.8%，估計“十三五”期間名義城鎮化率仍會以年均至少1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從人口城鎮化角度看，2013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6%，與2012年世界人口城鎮化率的平均水平(52%)仍有較大差距。這表明，我國人口城鎮化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另一方面，“十三五”新型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我國已經將擴大內需、拉動消費作為發展的突出優勢。我國新型城鎮化將成為釋放巨大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重要載體，承擔著擴大內需的重大歷史使命。因此，“十三五”應當加快推進人口城鎮化進程。重點是：讓“農民工”退出歷史，基本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歷史;以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為重點，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新格局。這就要求至少要實現“三個統一”：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城鄉統一的人口政策。力爭到2020年在打破城鄉二元制度、實現城鄉一體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3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從物質型消費走向服務型消費

我國正處于消費結構快速升級的新階段，個性化、多樣化的消費漸成主流。消費結構升級呈現出三大趨勢：第一，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總的來看，城鄉居民的發展型消費不僅在規模上不斷上升，而且在消費總支出的比重也在穩步提高;第二，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升級。預計到2020年服務型消費支出占比可能由目前的40%提高到40%～45%左右，部分發達地區可能達到50%～60%，逐步成為消費支出的主體;三是從傳統消費向新型消費升級。人們對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旅游休閑消費等新型消費業態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長。正如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的，我國模仿型排浪式消費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生存型消費階段“一批一批消費者”的時代開始成為歷史，服務型消費階段“一個一個消費者”的時代開始到來。

消費結構升級蘊藏巨大消費潛力。根據麥肯錫2012年的研究報告，2011年我國醫療市場規模為3700億美元，到2020年預計將達到1萬億美元，我國將成為全世界醫療市場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在城鄉居民消費總量上，估計到2020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從2014年26.2萬億元提高到45～50萬億元，有望實現消費規模的倍增，由此成為經濟增長重要的內生動力。

二、2020：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

總的來看，到2020年我國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經濟格局的客觀基礎正在形成。“十三五”應因勢利導、順勢而為。牢牢把握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加快推動以服務業為主導的轉型，不僅將為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奠定堅實基礎，還會為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創造有利條件;如果不能科學謀劃并實施好2015-2020這個“中期”，仍然堅持工業主導、投資主導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會失去轉型與改革的主動權，還會進一步加劇投資消費失衡、地方債、產能過剩等系統性矛盾和風險，對我國中長期發展帶來重大隱患。對此，我們應當有客觀、科學、清醒的估計。建議“十三五”規劃中要把服務業發展作為約束性指標，到2020年實現服務業主導的新格局。

1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達到55%以上

2014年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到48.2%，創歷史新高。但這一比重不僅低于發達國家2000年70.1%的平均水平，與俄羅斯、南非和印度等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也有較大差距。例如，2013年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的服務業占比分別為57%、69.3%和60.3%，而南非服務業占比高達70%。

從近幾年服務業發展情況看，“十三五”服務業年均增速保持在1.5個百分點左右是有可能的。預計2015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將會超過50%，服務業就業占比將達到40%～45%，這是一個重要標志;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有可能到55%以上，基本形成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格局，服務業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引擎”。

2服務業實現兩位數增長

從統計數據看，扣除價格因素后，2001～2013年我國服務業年均實際增速達到10.6%。初步測算表明，未來幾年服務業仍有可能保持年均實際增速10%左右的增長，這將為2020年服務業占比達到55%以上奠定重要基礎。

3服務業規模有望實現再倍增

2008～2014年，在國際國內環境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的背景下，我國服務業增加值依然保持快速增長，從13.1萬億元提高到30.7萬億元，擴大了2.3倍，在規模上實現倍增。“十三五”期間如果服務業發展仍保持這個速度，或者略低一點，即年均增速達到8%～9%，估計到2020年服務業的規模將達到47.3～51.1萬億元。如果“十三五”能夠進一步創新支持服務業發展的體制和政策，服務業發展有望取得新突破，實現服務業規模的再倍增完全有可能。

4服務貿易占比達到20%

入世以來，我國服務貿易規模迅速擴大。服務貿易總額從2001年的719億美元擴大到2014年的5396.4億美元，增長了6.5倍。2014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6043.4億美元，同比增長12.6%。但我國還不是一個服務貿易強國。比如，2013年美國服務貿易額為11323.1億美元，是我國的2.1倍;2013年全球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達到20%，而我國服務貿易占貿易總額比重僅為1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8.5個百分點。

“十三五”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時期，基本思路是以“一帶一路”為總抓手：一方面順應國內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和國際服務貿易跨國轉移加速的趨勢，把握發展新機遇，逐步擴大服務貿易比重;另一方面加快實施企業“走出去”戰略，尤其是以生產性服務業“走出去”為重點推動制造業全球化布局，初步形成中國制造的全球產業鏈。

要實現這兩大目標，需要把握服務業市場開放的主動權，服務貿易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如果服務貿易繼續保持10%左右的速度增長，服務貿易總額到2020年有可能達到1萬億美元以上，占外貿總額比重將達到20%。

三、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格局

牽動增長轉型改革全局“十三五”走向服務業大國，基本形成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格局，是衡量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標準：不僅是實現7%左右中高速增長的前提條件，而且也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改善勞動生產率的決定性因素;它不僅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大任務，而且也是實現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現實出路;它不僅是經濟新常態的重要標志，而且也是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的戰略選擇。

1服務業主導與經濟增長新常態

當前，在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的背景下，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問題在于，主動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不僅是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加快調整經濟結構，盡快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格局。目前，在國內制造業全面產能過剩、房地產等衰退性風險不斷加大的大背景下，“十三五”經濟增速能否穩定在6%～7%區間，年均增速保持在6.5%左右，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服務業的發展狀況。過去10年，我國服務業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帶動經濟增長0.43個百分點。“十三五”期間，如果服務業增加值繼續保持10%左右的年均增長，將會帶動GDP增長 4個百分點左右，再加上農業、工業的增長，這將為我國實現7%左右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2服務業主導與擴大就業

從近兩年的情況看，盡管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就業市場并未跟隨經濟增速回落而出現較大波動。重要原因在于服務業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就業的主渠道。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占比達到38.5%，自2011年首次超過第一產業，逐年增加，已成為最大的“就業穩定器”，但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占比大多在70%～80%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這表明，不僅服務業發展的潛力巨大，而且服務業吸納就業的潛力更大。在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帶來100多萬個新增就業崗位。“十三五”隨著服務業主導的經濟格局的形成，到2020服務業領域就業人員有望達到4億人，占總就業人員的50%。

在大學生就業壓力不斷加大、大量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必須依靠服務業的大發展，才能有效應對中長期的就業壓力，逐步形成服務業吸納新增就業的新格局。

3服務業主導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新一輪科技革命引發全球產業發展的方式變革，互聯網與傳統產業加速融合，“互聯網+”不僅成為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平臺，而且成為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重要平臺。依托“互聯網+”，新業態、新模式將不斷涌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浪潮將持續涌現。當前，互聯網已經開始全面融入金融、教育、旅游、健康等現代服務業。比如在線教育，即“互聯網+教育”，是運用互聯網思維改革傳統的教育模式;在線租車，即是“互聯網+出租車”。這些新的業態給創新創業提供了巨大空間。“十三五”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不僅是形成新一輪創新創業潮的主要推動力，同時也將為打破階層固化堅冰，促進社會縱向流動和公平正義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

4服務業主導與利益結構優化

加快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有助于利益結構和社會結構優化的新常態。一是發展服務業有助于提高勞動者報酬。2006～2012年期間我國各省服務業占比與勞動者報酬占比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0.97，服務業占比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勞動者報酬占比將提升0.38個百分點。如果我國服務業占比在“十三五”能夠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勞動者報酬有可能提高3.8個百分點，達到50%左右。這將扭轉我國勞動者報酬不斷下降的趨勢，實質性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二是發展服務業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初步估算表明，第三產業占比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城鄉收入差距就縮小0.014個百分點。“十三五”如果服務業占比提高10個點，城鄉收入差距有望縮小0.14個百分點。三是發展服務業有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從國際經驗看，無論是金融、現代物流、研發等生產服務業，還是教育、醫療等生活性服務業，都具有培育和壯大中產階層的巨大潛力。比如，伴隨著服務業的主導經濟結構的形成，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美國白領階層的規模在30年間擴大了5倍。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雖然目前中產階層的比重只占25%左右，但隨著服務業吸納就業和創造收入的能力不斷提升，預計到2020年中產階層的比重可能達到35%～40%左右。

5服務業主導與綠色發展

從國際經驗看，生態環境狀況與產業結構高度相關。發達國家在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過程中，通過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轉型，大大減輕了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造成的壓力，較好地解決了生態環境治理的問題。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如果形成服務業發展的大格局，將極大地減輕資源環境壓力。例如，服務業發展有助于降低能耗。2015~2020年這6年如果第三產業占比能從48.2%提高到55%左右，按照2012年的GDP總量估算，能耗總量將從36.17億噸標準煤下降到27.65億噸標準煤。這意味著，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我國能源消耗總量一年將節約4.56億噸標準煤，下降幅度達到14.16%。再例如，服務業發展對減排的作用同樣顯著。初步估算表明，如果第三產業占比從46.1%提高到55%，以2012年GDP總量估算，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將從2117.6萬噸下降到1731.41萬噸，減幅達到18.23%。

四、“十三五”：以轉型創新為主線的改革攻堅

“十三五”把握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加快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格局，著力推進創新驅動，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全面激發市場的活力、社會的活力、政府的活力，進一步形成推動轉型創新的合力和動力。

1放開服務業市場

(1)服務業領域的行政壟斷仍具有比較大的普遍性。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改革，主要放開的是工業領域。工業部門80%以上是制造業，屬于高度市場化部門，而服務業雖然已經放寬市場準入，但某些行政壟斷仍尚未打破。社會資本進入某些服務業領域，不僅面臨著某些政策的制約，而且面臨著過多過繁的行政審批。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大幅放寬民間投資市場準入，鼓勵社會資本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政府采取投資補助、資本金注入、設立基金等辦法，引導社會資本投入重點項目。”這是決策層根據新階段經濟格局變化，著力培育和催生經濟發展新動力的重要舉措。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由于行政壟斷和行政管制的存在和部門、行業利益結構的固化，“利益玻璃門”依然很嚴重，社會資本事實上很難進入教育、金融、通訊、醫療、運輸等服務業部門。這就導致一些服務業部門難以通過正常的競爭，提高供給能力、創新供給質量和優化供給效率。

(2)社會資本成為服務業發展的主體力量。從國際經驗看，服務業大都是從小企業開始成長的。比如，許多國際服務業巨頭起初都是在車庫中創業的，比如蘋果、谷歌、亞馬遜等。從國內實踐看，盡管有些大企業可以通過規模擴張進入世界500強，但由于缺少創新精神和創意上的洞察力，對市場需求的反應能力較低，國際競爭力不強。也就是說，以大企業為主體做強服務業不太成功。從服務業的特點看，服務業門類繁多，個性化、差異化程度較高，中小企業的靈活性更能適應服務業發展的需求。當前，我國服務業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對中小企業、民營經濟開放的程度還遠遠不夠。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快服務業市場對社會資本的開放程度，尤其是在研發設計、信息技能、電信、郵政快遞等領域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取消不合理的限制，盡快從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轉變。“十三五”應當進一步解放思想，適應服務業市場對社會資本全面放開的新形勢，以發展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快推進公益法人的立法，更好地發揮公益性社會組織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獨特作用。與此同時，加快推進公共資源配置社會化、市場化，在特許經營權出讓方面全面引入競爭機制，全面規范和完善政府采購，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務業市場對社會資本全面開放的新格局。

(3)盡快打破服務業市場的行政壟斷。“十三五”期間，建議壟斷行業競爭環節對社會資本全面放開。例如，推進資本市場的國有股減持，在非自然壟斷環節上把一部分國有資本退出，為民間資本進入這些領域騰出相應的空間;壟斷行業的自然壟斷環節吸納社會資本的廣泛參與，通過強調國有資本的公益性，以BOT、TOT等多種形式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投資;在競爭性環節部分對社會資本全面放開，比如，在銀行、航空、保險等行業，加快向社會資本放開。與此同時，還需要不斷放開基礎領域的準入限制，對壟斷行業逐步放松或解除管制，加快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鼓勵和支持社會資本參與基礎領域投資的公平競爭。

2形成服務貿易強國的新優勢

(1)把服務業開放作為加快推進雙邊多邊自貿區進程的戰略重點。“十三五”建設服務貿易強國，關鍵在于打破服務貿易壁壘，實行更加開放的服務貿易市場準入機制。必須盡快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只要是國家法律法規未明令禁止的服務業領域，都應全部向外資開放。并保障內外資、內外地企業享受同等待遇;在外資企業投資項目的審批方面逐步由審批制改為登記備案制，除國家規定的重大項目和限制類項目外，逐步取消外資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政府重點把好環境安全評估、事后監管這兩道關;擴大雙邊、多邊和區域域服務貿易協定的規模和范圍，打破部分國家和地區對我國服務貿易的壁壘，并率先在新興經濟體和歐洲等實現重大突破，加快拓展與這些國家在金融、物流和信息等現代服務業領域的合作，以服務業市場的開放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為重點加大雙邊或區域合作。

(2)以教育、醫療、金融、文化娛樂和健康為重點加快服務業開放。建議不斷擴大教育服務市場開放對外資的開放程度，允許和引導國外和港澳臺地區知名大學、職業教育機構以控股、參股等方式在我國設立分校;大力支持民辦教育綜合改革試點，進一步明確中外資非營利性民辦教育機構在人員福利、招生管理、稅收、土地、財政補貼等方面與公辦教育機構享受同等待遇;進一步擴大醫療健康服務市場開放，允許并鼓勵外商企業在大陸獨資創辦醫療機構，并將審批權下放給地方，把地方引進的先進醫療技術和醫療設備納入《鼓勵進口技術和產品目錄》，并享受稅收、財政等優惠政策，對于已經通過歐盟、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藥監部門依法注冊審批的醫療器械和藥品，進一步簡化通關手續;擴大文化體育娛樂服務市場開放，進放寬大型國際性文化會展和娛樂節慶活動的限制，在CEPA框架下允許和支持港澳臺符合條件的企業進入大陸文化體育娛樂服務市場。

(3)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業務。當前，伴隨著服務業外包逐步取代制造業外包，服務外包業務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新的增長點。從全球產業的分工格局看，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處于全球服務外包產業鏈的上游，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是服務外包的承接主體。在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全球市場趨于低迷的情況下，2014年我國服務外包合同金額和執行金額分別達到1072.1億美元和813.4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2.2%和27.4%，成為服務業對外開放的“一枝獨秀”。盡管國務院已出臺發展服務外包的相關意見，但仍需盡快落地，進一步簡化服務外包的產業審批程序，普及推廣示范城市在技術、品牌、信用方面積累的成功做法與先進經驗，加快出臺新的支持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知道意見和重點領域的指導目錄，充分利用服務外包業務提升我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4)助推服務業企業“走出去”。目前，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中國企業已超過1.4萬家，海外的員工已達到100萬人。這些企業在“走出去”后，面臨著跨國和跨文化管理等一系列挑戰，比如，“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實施不僅需要加大在海外的金融、物流、交通運輸、商貿等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支持力度，也需要盡快在海外設立包括律師服務、管理咨詢服務、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的服務機構。隨著“一路一帶”和亞太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加快實施，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不僅將助力制造業企業“走出去”，更將助力服務業企業“走出去”。為此，建議“十三五”把服務業企業“走出去”作為新階段對外開放的重點，盡快出臺服務業境外投資的扶持措施和國家戰略規劃，著力培養國際化的服務人才、高素質科技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

3以結構性改革破題結構性矛盾

(1)完善并優化稅制結構。盡快在全國范圍內完成營改增改革，切實降低服務業企業稅負，逐步削減和取消對重化工業的投資稅收優惠;深化消費稅改革，盡快啟動消費稅立法程序，調整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建議修訂《消費稅暫行條例》，推動由向企業征收改為向居民征收，從“價內征收”轉向“價外征收”，提高稅收的透明度。

(2)加快推進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政策調整。“十三五”應進一步減少民營信貸機構設立和發展過程中的不合理限制，簡化審批程序，并降低設立門檻和準入的標準，鼓勵更多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這不僅能夠有效破除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融資貴融資難的矛盾問題，而且也為民間金融活動的健康發展創造條件。

(3)逐步消除服務業與工業要素之間資源要素價格差異。“十三五”抓緊落實服務業發展的價格政策，采取過渡式的辦法不斷降低服務業水電氣價格，逐步實現工業、服務業用的“用水同價”、“用地同價”、“用氣同價”;對經營性服務業的水、電、氣等公共產品的價格，應當比照工業企業產品價格執行標準，逐步實現服務業與工業的資源要素價格的大致相當。

(4)推進教育體制改革。目前，我國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結構調整仍相當滯后。“十三五”能否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能否普及高中教育?總的來看，“十三五”應當把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允許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實行12年義務教育。同時，大力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推動高等教育轉型升級，形成與經濟轉型升級相適應的教育結構。加快教育體制改革，推進教育結構調整，尤其是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應當成為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務。

4適應經濟新常態的政府角色轉變

(1)實現發展理念的深刻變革。“十三五”我國仍處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無論是企業、社會、還是政府，都需要勇于自我革命，進一步解放思想，主動轉變傳統發展理念。比如，告別總量擴張的模式，追求公平可持續的增長。走向服務業大國的進程中不是以做大總量取勝，而是更多的以質量取勝、以服務取勝、以創新取勝，這就要求不能簡單地“以GDP論英雄”。再比如，服務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市場化程度低、難以實現公平競爭。這就需要政府牢牢把握服務業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公平可持續作為目標，積極破除服務業領域的行政壟斷，努力營造適應服務業發展的市場環境。

(2)以服務業為重點加快推進投資轉型。投資轉型取決于政府改革的進程。在發展型新階段，與消費結構升級的大趨勢相適應，13億人的服務需求逐步取代傳統的物質需求，應重點加大養老、醫療、健康、文化、體育等生活性服務業領域的投資;從工業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出發，重點是加大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的投資。目前來看，雖然國家已經推出了一批重大項目，但市場開放的空間和潛力仍然巨大，需要盡快在教育、醫療、金融、電信等壟斷領域再推出一批向社會資本開放的重大項目。

(3)推進政府購買服務的體制機制創新。在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背景下，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僅可以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供給效率，而且也可以培育和創造新的服務市場。盡管我國已經有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實際做法和制度安排，但由于范圍有限和體制機制創新的滯后，離實際需求仍有較大差距。比如，2013年我國政府采購規模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達到11.7%，占GDP比重為2.9%，但服務類采購只占政府采購總額的9.4%。相比之下，歐美發達國家政府采購規模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一般都在30%～40%，服務類采購占政府采購規模的比重達到50%以上。從我國的情況看，需要盡快將公共服務正式納入政府采購法及其實施細則的采購范圍，使之規范化、制度化。主動適應全社會公共需求變化的大趨勢，2014年12月財政部等部委已印發《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管理辦法(暫行)》的通知，進一步明確將養老服務、殘疾人服務、公共衛生服務、公共文化、公共教育服務、體育等服務納入政府采購范圍。在此基礎上，應當進一步規范和完善政府購買服務的制度，通過法制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機制機制的創新，爭取到2020年政府采購規模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達到15%～20%，服務類采購占政府采購的比重達到30～40%左右。

當前，在增長、轉型和改革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十三五”期間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空間的約束性明顯增強。與以往36年的改革相比，其全面性、深刻性、復雜性前所未有：它不僅是經濟增長新常態的形成過程，還伴隨著經濟結構新常態、制度創新新常態、利益結構新常態、綠色發展新常態的形成;不僅涉及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涉及到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全方位領域的改革;不僅涉及到增量利益的合理分配，還涉及到存量利益格局的調整。到2020基本實現由工業大國向服務業大國的轉型，既要客觀把握改革的歷史定位和歷史使命，更要突出改革的歷史自覺和強化歷史信心，把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戰略部署落到實處。這個思路需要貫穿到“十三五”規劃制定和實施的全過程。